信息来源：学苑出版社《中外典当》 搜集整理：潘建伦典当工作室
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被定为剥削制度残渣余孽的典当在中国大陆消亡30余年之后，竟又奇迹般地死灰复燃了。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恢复了古老的典当业。这个头一带，好比提起一道泄洪的闸门，兴办典当行的大潮迅即随之而来，不久就遍及全国。
说来有趣，华茂的催生剂竟是分别刊载于《经济参考报》和《参考消息》报上的两篇短文。1987年9月，《经济参考报》摘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当铺”在东京香火旺盛》，介绍了日本东京一家当铺的经营情况。这则短消息，令成都市华茂金属丝网公司正副经理黄福玉女士和赵克强先生非常触动，他们随即萌生了创办一家当铺的念头。同年11月3日，他们在《参考消息》报上又读到了另一篇文章《莫斯科的当铺》，得知当时的苏联首都共有8家国有典当行，典当余额7800万卢布，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多达1000万卢布。于是，他们更坚定了创办当铺的念头，并在11月10日以企业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开设“典当商店”的构想》，决心投身新中国的典当业。
当天，他们手持报告，首先迫不及待地走访了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得到接待人员的支持和鼓励，并请他们与市体改委接洽。找到市体改委，其构想正与体改委的深化城市改革的思路不谋而合。体改委立即派专人帮助他们制定议案，并决定将其列为成都市、区两级体改的试点。
当开办典当服务商行的报告正式递交后，市、区有关部门很快研究，并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会上，工商、税务、物价、公安等部门都表示：新东西没有比照物，先干起来再说。成都市委、市府、西城区委、区府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亲自过问些事。市体改委、西城区体改办还分别派出专人协调，使各有关部门很快签字、盖章。不久，北京也传来消息，国家体改委有关负责人对此事表示赞赏和支持。这样，从提出设立典当构想后仅仅40多天，华茂典当服务商行便于12月23日领取了正式营业执照。对此，新闻界反应极快。12月22日，《经济参考报》抢先发了消息。同一天，中新社也向海外播发。12月28日，成都市体改委举行记者招待会，蓉城出现典当的新闻广泛流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有60多家新闻媒体先后做过报道，华茂开始名扬四海。
1987年12月30日，成都市西御街72号门前鞭炮鸣放，热闹非凡。“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正式开业，宣告了新中国第一家当铺的诞生，标志着在中国大陆沉寂几十载的典当业从此复出。
华茂的出现，引起了各界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来了解情况，学习取经，考察调研，一致认为典当的复出是改革向禁区的挑战。但也有一些人感到不理解和疑虑，甚至忿忿然。如辽宁阜新的一位先生写信称赞：“真是有点胆量，你们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江苏溧阳县一位三代开过当铺的先生则热情地为华茂出点子、提建议。相比之下，有人认为“越搞越倒退，把旧社会的当铺也接过来了！”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十分关注华茂典当。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高级行政助理丁道谦和欧阳旦先生，奉上级之命专程到华茂访问，称这家典当商行是“红色当铺”。
后来，美国驻成都总领总领事白瑞德先生也很有兴趣地亲自到访。提出华茂由哪个部门批准？为什么新中国第一家当铺不出现在北京，而是在成都开办？华茂今后靠什么来维持经营和生存等问题。另外，新加坡华裔家族大福当、五强当、联昌当联号公司从报上知道大陆首家当铺开张的消息后，其董事会成员及员工们都感到无比兴奋。于是由董事兰钦然给华茂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祝贺。信中说：“终究血浓于水，作为黄帝的子孙，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事业也还是事事关心的”，我们很想“为中国（祖国）尽一点海外赤子之心，也许还能为建设繁荣的新中国尽一点力”。
按照《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试行方案》的规定，关于典当期限：一般物品1个月；贵重物品或高值难赎物品2～4个月。关于收费标准：典当月利率6%，并视当物体积等情况收取保管费。关于比率：当物可销价格应在100元以上，折当率为50%
开业第一天，共有数位顾客走进华茂典当行。其中剪彩仪式刚完就上门的3位农村建筑队承包人，是与华茂洽谈头笔典当生意的客户，他们打算以几间私房典当速融资。接着，一位顾客想当一间10平方米的私房未能如愿；一位百货经营者则典当成功价值1万多元的金银首饰；还有一位企业员工用1台14英寸彩电典当了几千元。开业10天，华茂共做成13笔典当生意。其中1988年1月3日，成都蓉东金属结构机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光顾当铺的企业。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履行供货合同用厂里价值1万多元左右的积压物资典当，经估价折当，实际获取了急需的3000元资金周转。截至同年2月25日，华茂开业近2个月来，总共成交近百笔典当生意，发放当金9万多元，综合费用进项8000元。
毫无疑问，成都华茂为新中国典当业的复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继华茂之后，历史镜头便对准了温州金城。
当时典当业复出的一个特点是，分布广泛，地域宽阔，大多数集中于城市，极少数位于乡镇，且为富区带动穷区，沿海带动内地，内地带动边疆，典当之风由南向北而刮。尽管四川成都是新中国典当业的策源地，但东南沿海地区更是“当”字招牌高挂。原因之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兴办特区，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步伐比内地和边疆要走得快些，故尔典当业在中国南方省份也恢复的早些。
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被定为剥削制度残渣余孽的典当在中国大陆消亡30余年之后，竟又奇迹般地死灰复燃了。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恢复了古老的典当业。这个头一带，好比提起一道泄洪的闸门，兴办典当行的大潮迅即随之而来，不久就遍及全国。
说来有趣，华茂的催生剂竟是分别刊载于《经济参考报》和《参考消息》报上的两篇短文。1987年9月，《经济参考报》摘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当铺”在东京香火旺盛》，介绍了日本东京一家当铺的经营情况。这则短消息，令成都市华茂金属丝网公司正副经理黄福玉女士和赵克强先生非常触动，他们随即萌生了创办一家当铺的念头。同年11月3日，他们在《参考消息》报上又读到了另一篇文章《莫斯科的当铺》，得知当时的苏联首都共有8家国有典当行，典当余额7800万卢布，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多达1000万卢布。于是，他们更坚定了创办当铺的念头，并在11月10日以企业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开设“典当商店”的构想》，决心投身新中国的典当业。
当天，他们手持报告，首先迫不及待地走访了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得到接待人员的支持和鼓励，并请他们与市体改委接洽。找到市体改委，其构想正与体改委的深化城市改革的思路不谋而合。体改委立即派专人帮助他们制定议案，并决定将其列为成都市、区两级体改的试点。
当开办典当服务商行的报告正式递交后，市、区有关部门很快研究，并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会上，工商、税务、物价、公安等部门都表示：新东西没有比照物，先干起来再说。成都市委、市府、西城区委、区府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亲自过问些事。市体改委、西城区体改办还分别派出专人协调，使各有关部门很快签字、盖章。不久，北京也传来消息，国家体改委有关负责人对此事表示赞赏和支持。这样，从提出设立典当构想后仅仅40多天，华茂典当服务商行便于12月23日领取了正式营业执照。对此，新闻界反应极快。12月22日，《经济参考报》抢先发了消息。同一天，中新社也向海外播发。12月28日，成都市体改委举行记者招待会，蓉城出现典当的新闻广泛流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有60多家新闻媒体先后做过报道，华茂开始名扬四海。
1987年12月30日，成都市西御街72号门前鞭炮鸣放，热闹非凡。“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正式开业，宣告了新中国第一家当铺的诞生，标志着在中国大陆沉寂几十载的典当业从此复出。
华茂的出现，引起了各界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来了解情况，学习取经，考察调研，一致认为典当的复出是改革向禁区的挑战。但也有一些人感到不理解和疑虑，甚至忿忿然。如辽宁阜新的一位先生写信称赞：“真是有点胆量，你们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江苏溧阳县一位三代开过当铺的先生则热情地为华茂出点子、提建议。相比之下，有人认为“越搞越倒退，把旧社会的当铺也接过来了！”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十分关注华茂典当。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高级行政助理丁道谦和欧阳旦先生，奉上级之命专程到华茂访问，称这家典当商行是“红色当铺”。
后来，美国驻成都总领总领事白瑞德先生也很有兴趣地亲自到访。提出华茂由哪个部门批准？为什么新中国第一家当铺不出现在北京，而是在成都开办？华茂今后靠什么来维持经营和生存等问题。另外，新加坡华裔家族大福当、五强当、联昌当联号公司从报上知道大陆首家当铺开张的消息后，其董事会成员及员工们都感到无比兴奋。于是由董事兰钦然给华茂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祝贺。信中说：“终究血浓于水，作为黄帝的子孙，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事业也还是事事关心的”，我们很想“为中国（祖国）尽一点海外赤子之心，也许还能为建设繁荣的新中国尽一点力”。
按照《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试行方案》的规定，关于典当期限：一般物品1个月；贵重物品或高值难赎物品2～4个月。关于收费标准：典当月利率6%，并视当物体积等情况收取保管费。关于比率：当物可销价格应在100元以上，折当率为50%
开业第一天，共有数位顾客走进华茂典当行。其中剪彩仪式刚完就上门的3位农村建筑队承包人，是与华茂洽谈头笔典当生意的客户，他们打算以几间私房典当速融资。接着，一位顾客想当一间10平方米的私房未能如愿；一位百货经营者则典当成功价值1万多元的金银首饰；还有一位企业员工用1台14英寸彩电典当了几千元。开业10天，华茂共做成13笔典当生意。其中1988年1月3日，成都蓉东金属结构机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光顾当铺的企业。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履行供货合同用厂里价值1万多元左右的积压物资典当，经估价折当，实际获取了急需的3000元资金周转。截至同年2月25日，华茂开业近2个月来，总共成交近百笔典当生意，发放当金9万多元，综合费用进项8000元。
毫无疑问，成都华茂为新中国典当业的复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继华茂之后，历史镜头便对准了温州金城。
当时典当业复出的一个特点是，分布广泛，地域宽阔，大多数集中于城市，极少数位于乡镇，且为富区带动穷区，沿海带动内地，内地带动边疆，典当之风由南向北而刮。尽管四川成都是新中国典当业的策源地，但东南沿海地区更是“当”字招牌高挂。原因之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兴办特区，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步伐比内地和边疆要走得快些，故尔典当业在中国南方省份也恢复的早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