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pic163，作者：何晓山 搜集整理及部分配图：潘建伦典当工作室
你会在典当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失落的、得意的、焦急的、难以理解的。年轻的母亲掏出几只K金首饰，说托儿所要交一千块学费；踩着拖鞋的啤酒店老板骑电动车远去，赶在最后期限凑齐了房租；纹着花臂的青年刷着短视频，续上了第102次续当费；沉迷玩牌的老太太哭喊着要剁手，却还想当得更多本金，逆风翻盘；年轻的男女叹着气卖掉不断贬值的奢侈品，换取微薄的生活费，可欲望总会在某个时刻膨胀，而后继续消费、典当，陷入循环。
在北京市广内大街的分岔路口，典当行紧挨着一家首饰店。深红色的招牌写着“天祥典当”四个大字，推开玻璃大门，不到五十平米的空间被叫得出名字的奢侈品填满，墙上的货架摆着Gucci腰包、LV斜挎包和劳力士手表。黄金、玛瑙和翡翠首饰陈列在下层的柜台。这看起来就像一间普通店铺，唯一的例外是，所有东西都是二手的。更确切的说法叫做绝当品，当人们无力赎回时，它们便被留在这里，被标上更廉价的价格，等待出售。
北京天祥典当门头
穿过柜台，典当窗口藏在背后。透明玻璃阻隔了窗口内外，底部留出大约30厘米的空隙以供交易。在这里，人们拿出尚存交易价值的物品——最保值的是黄金，钻石翡翠贬值得厉害，奢侈品是近些年才开展的业务，年轻人通常只能舍弃手机、笔记本或iPad——换取当下更为需要的东西。
人们往往很难说清，自己是如何沦落到这一步的。典当就好像蜘蛛网最边缘的脉络，在银行的信用体系之外，在互联网的金融借贷系统以外，托住了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和那些窘迫的时刻。
这家典当行已经开了二十年。更早之前，它位于某国企居民区里的底商，两旁分别是房产中介和理发店，“没什么竞争性”，也没什么客流量。为了生存，一年前它搬到马路边，前后一公里的道路两侧分布着至少三家写着“黄金回收”或“民品典当”的竞争对手，人明显变多了。四位典当师和两位出纳成为店铺的固定配置，但不用全部到齐。每天踏入典当行的顾客不少，真正办理业务的只有三四个。更多的时间隐没在无尽的等待和闲谈里。
即便是最擅长和人聊天的典当师，也很难回答好奇者的疑问，怎么会有人缺几百块钱呢？类似的生活经验似乎离大众的视野无比遥远，日常聊天、社交网络，或新闻报道里都不会出现。也可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吧，典当师想，这是个秘密，没有人愿意暴露生活脆弱的那一面。
一位经常淘买世界名表的客户在天祥典当品鉴一款绝当的手表
失意者
大部分时间，这间屋子被失落填满。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曾拿着原价十多万的宝格丽戒指来到典当行，紧接着，从不起眼的帆布袋里掏出了卡地亚的珠宝、LV的包包。这些物品的主人，是她的女儿和女婿，一对做跨境旅游的夫妇。早年间，他们是各大机场免税店的常客。但收入很快开始下滑，业务近乎停止了。
起初，他们试图找过工作，女儿当日语家教，女婿在药房做店员，但这难以支撑他们在北京的支出。现在，老太太拿着奢侈品来到典当行，受限于品牌和系列，原价几万块的东西如今只能换一两千，但没办法，当务之急是给小孩交学费。“给我1000块钱，我也得跟她（女儿）说到2000块钱”，老太太说，多出来的部分，自然从她的退休金里出。但只要生活还在继续，这就是个无底洞，更多的钱她也无处可寻。
在典当行，对生活的退让如此显而易见。一个男孩将刚买半年的苹果手机留在这里，这可能是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它曾承担的一切功能，将由一部廉价的老式机替代。一位年轻的母亲，拿着结婚时的K金首饰来到这里，先是几百块，金额不够。下午又来一趟，凑齐一千块，给孩子交托儿所的学费。在公交系统上班的两口子卖掉了结婚时的金首饰。附近物业工作的男人拿switch换了一千多块钱——这些都是典当师郭路遇到过的人。
郭路今年34岁，北京人，常穿一件印着“天祥典当”的深蓝色短袖。他大学刚毕业就来到这里工作，如今已经十多年了。这毕竟是一份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圆滑的沟通技巧极为重要。他自称是这里的交际花，“下到三岁上到八十，反正都能聊”。
北京某典当行的绝当品销售区
今年夏天，他接待过一位当户，40多岁，是个临期食品商店的老板。那天下午，他踩着一双旧拖鞋，骑电动车前来，头发随意地勒在脑后，看起来几天没洗了。进门便借了一只充电宝，先是跟妻子打电话报备，十多件首饰和一个包，总共换了四万多——相比购买价格，这不是个令人愉悦的数字。电话那头传来并不清晰的女声：当呗，不值钱就不值钱。中途还接到几通催债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扩散到狭小的空间里，在典当师的沉默中显得格外突兀。挂断电话后，他尴尬地解释，“今天我必须要有钱，把房租交了，不然店子就让人拆了”。
后来，郭路又在典当行见过他一次。那天男人开车前来，郭路跟他提了一句，这里也能典当车子——这是生意人们常见的选择。男人冲他摆摆手，“车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人们视之为珍贵的东西，在不同境遇下发生着改变。如何对待被典当的物品，这件事情关乎欲望与人性，也关乎情感与陪伴。两年前，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太太在典当行留下一枚戒指。她70多岁了，肉眼可见的虚弱，颤颤巍巍地拖着一辆买菜车，用戒指换了一笔钱。
临近截止日期时，她失联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人们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联。但为了避免后续的纠纷，典当师们还是会尽可能找到对方，确认物品是否保留。再联系上时，郭路才得知，她前段时间去做了手术，如今还在医院，没有网银，也不会线上转款，“我建议她别要（戒指），因为年利息也不少”，如果赎回，要补近15%的利息。另一层原因是，公司也会考核典当师的业务进度，超出当期两个月以上还不绝当，便要扣奖金。
“她说不行，这个东西对她很重要，是老伴留下的”。最后，郭路帮她把戒指留了下来。等她出院补齐利息，把东西赎了回来。“公司也还好，没有扣我奖金”，郭路说。
野心家
故事并不全是黯淡的。欲望、不甘和侥幸交织着，典当行几乎是所有底层野心家的汇集地。从当户们换得巨额资金，踏出典当行的那一刻起，没有人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的是顺利翻盘，还是漫长的失联。
典当是最宽容的融资手段。郭路想起一位客户，穿着朴素，接近60岁，每次来只当一辆宝马328，按二手价格拿到20多万，两个月后把钱还上，“从来不用催息费”。隔一个月又如此重复。这类人是典当行的常客，典当师将他们统称为“做工程的”，至于到底是包工头、矿产承包商，还是炒房的人——这涉及到赚钱机密，很少有人会跟你详谈。
“他们要不停地接工程，不停地去垫钱，等结账之后富了一段时间，马上又接了一个项目，又得自己去垫钱”。因此大多数人也不会只来一次，借钱、还款有各自的规律，若是突然失去了联络，要么是暴富了，要么是跑路了。
只有那些持有国家金融主管部门的典当行才能开具出全国统一格式的当票
那位宝马车主也曾短暂地失联过。截止日期近在眼前，他却没有如往常般还款。郭路发去微信，没有回复，短信、电话也联系不上。隐隐的不安出现在心底，“我以为他跟那些客户一样不行了”。
但故事最终在失控边缘掉转了方向，“突然一天（他）就回来了，全赎走了。”
在取车路上，车主讲述了自己惊心动魄的投资。起初，他认识了开采金矿的人脉，除了这辆宝马，他近乎把自己所有身家都投入了进去。但在开采时，他却傻了眼，时间、人力、资金已经全部投入，却毫无收获。研究过后，他们发现开采方向出了错，换了方向，“哗啦”一声，挖出了“半山金子”——“我下半辈子不愁了。”男人在车上重复了好几遍。
入行十多年来，相似的发家致富故事，郭路见证过几次，“最开始借了十几万，后来借到几百万，还打算要借上千万”，这是一位炒房的客户。还有个拉土方石料的人，“刚来的时候就一辆车，后来家大业大了，宾利、劳斯莱斯，跟看车展似的。”
但更多的样本无从讲述。和当事人的交集暂停在再无回应的信息，而后物品被绝当，摆上柜台，超过十万块的东西进入拍卖流程。这又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了。
典当师们曾离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无比接近，但也仅仅止于“接近”。2020年初，一位当户带着几根金链子来到典当行，要换五万块钱去买期货，据说当时原油的价格只有原本的三分之一。年轻的典当师燕妮至今能记起那人的语气，他说今天必须得买，太合适了，“说话都带着兴奋劲儿”。
相比开采金矿、承包工地，或者炒房，这算得上是对普通人而言，可操作性最强的投资。来者甚至毫不吝啬地展示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分析数据——你看，它确实在一个罕见的历史低点。两年后油价上涨的新闻似乎也映证着曾经的预测。
一位市民正在广州某典当行内挑选绝当品
可惜没有人敢真正入场。“保守”是典当师们最常提及的词汇，他们看到的故事支撑着他们的谨慎。
2017年，一位做蜜蜡生意的男人典当了一批镯子，换得本金来采购更多琥珀。但价格很快下跌，甚至不到原本的三分之一，最后十几万的货物全都砸在手里。开采矿石原料的珠宝商把房子、车子、首饰等全部身家抵押到典当行，结局是开采失败，人间蒸发。
还有个开棋牌室的老板娘，她长得像周星驰电影里的包租婆，一头卷发，性格豪放，带着早年间积攒的黄金前来典当。如今因为无法聚集，棋牌室开不下去，据说她之前开的茶楼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倒闭。
如果说典当行的故事有什么特性，那或许是“总能看到别人的失败”。燕妮每天都在接触生意人，错综复杂的规则足以让她退却。唯一能够确信的事情是，这个行业的坑太多了。有时，遇到生活不如意的人，郭路还会开导他们，“起起落落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捡漏的机会太少了”。又或许，落败才是人生的常态。
“投资谨慎，就会错过一些商机”。但在触手可及的财富故事面前，在原油价格落到低点的时刻，会不会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呢？燕妮说，“如果我们跟别人说了，别人买了可能就赚了，是吧？”
“不能直接告诉人家你这东西不对”
在典当行工作，一条默认的规则是，“不能直接告诉人家你这东西不对”。
这源于典当师们长久以来的工作经验。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真心实意地拿着假货试图浑水摸鱼，现代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消灭了这种可能。而当人们怀着笃定前来典当时，得到一个无法如意的结果，巨大的心理落差便格外难以承受。
有时是被人欺骗。燕妮举了一个例子。那时她刚做典当师，一位中年男人拿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前来鉴定，如果是真货，它的价格至少上百万。但东西显然不对——表盘内外的鉴定点都是假的，她以为这是朋友送他的礼物，无关紧要，很快便得出结论，“你这表不对”。
结果对面的人“脸唰就白了”，搭在柜台上的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吓死我了，别出事了”，燕妮脑海里当即冒出这样的想法，她开始谨慎地询问这块手表的来历。在对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她逐渐补全了这个故事：别人欠了他40万，用手表来抵债，结果表是假的，钱一分也没有要回来。
更多关于欺骗的情节，发生在直播间。时常有人（通常是老年人）背着一大包黄金或翡翠镯子来到典当行，东西当然是假的，但也无法退还了。最终在典当师疑惑的注视下，交代出一个惊人而相似的答案：直播间99块包邮。类似的套路已经被典当师们拆解过无数次，“美颜滤镜一加物品就天差地别了”“直播间里有那么多托”“99块这么一堆，这不可能”——但老年人还是会信。
广州鸿泰典当行的民品典当业务受理区
并非所有情况，都能用上当受骗或跟不上时代发展来解释。
最常拿着直播间的东西，来到典当行的人，是一个年轻小伙，20多岁，身材干瘦，有点社恐。每次办理业务时，“他不会去看你的眼睛”，视线通常垂向地面。他来的频率超过所有老年人，“一个月会来一两次，永远是那一家的东西”，至少盒子上印着同一家的logo。他每次前来，似乎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确认的答复，“你看这个值吗？”然后带着并不满意的答案落寞离开，隔段时间再来。
燕妮试图劝过对方，每次千八百块花得不值得，但男孩从来没有听进去。后来她想，也许“他是特别相信那个主播”，又或许直播间的购物更能给他安全感，“毕竟不用面对面，你也不需要和别人交流。”
面对假货，典当师们已经养成了许多委婉的话术。“我会跟他说这个东西我看不太好，能力有限，建议您找个机构去复检一下”，或者干脆说“这东西我们不收”。
但也有例外。在那些反复被骗，拿着批发来的黄金、翡翠来到典当行的老年人面前，燕妮会忍不住插手，“他被骗了好多钱了，我必须跟他说这些东西是有问题的，一定要注意。”
或许这让她想到自己的长辈。她的爷爷、父母和家中长辈都不同程度受过骗，旅游景区买首饰，地摊淘古玩，最夸张的一次花了几十万买古玩，“你这是个坑”——她看得出真假，很难坐视不管，却几乎没有劝阻成功过。家族长辈们更普遍的反应是，“我要发财，你挡我的发财路了”。
“拽别人上岸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典当行。燕妮接待过一位大爷，来过好几次，看起来上了年纪，“他可能脑子不太好，老年痴呆或者什么的吧”，每次都拿着一批黄金或镯子前来，“都是假的”。燕妮很快给出结论，这东西我们不收，但事情通常不会在这里结束，大爷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总要跟她再磨很久，最终无功而返。
那天下午，燕妮花了两个多小时，跟他讲述如何辨认真假，“我说你听这个声音‘吧’，那个‘哗啦’，真的黄金的声音是闷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对方也耐心地坐在窗口对面听着，过了会儿迟缓地反应道，“哦，声儿是不一样”。
在讲述的间隙，大爷接了一通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渲染着新产品的价值。燕妮猜测，这或许就是那个诈骗的人，这次他总不至于被骗了。结果大爷听完一通讲述，又毫不犹豫地上了钩，“什么东西，发我照片看看”。
燕妮心想，完了，两小时白费，下次还得接着上当。
在这个地方，对人的期待不会太高
人总需要一个出口，很多时候，典当行便成为那个选择。人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脆弱与不堪摊开来讲，即便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全然陌生的典当师。
宣泄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唉声叹气地诉说，不知道冲着谁谩骂，还有人“每次来必哭”。燕妮不擅长应对这样的场面，她能做的往往只是默默递上纸巾。但她能够理解那些全盘托出的倾诉，“我们已经见过他最低的姿态了，他也不在乎跟我们讲一些更低的东西”。面对更亲近的人，反倒难以开口。
但坦诚并不真正意味着什么，共享过痛苦而成为挚友的情节也不会发生，“肯定要有距离感，因为相识就很怪，你还要催债”。人是会变的，漫长的职业经历早已教会了典当师这个道理。
当关系牵扯上金钱时，撕破脸皮的情况经常发生。郭路曾在深夜12点给客户拨去催债电话，这个举动似乎有些失礼，但在此之前的无数个日夜，“我发微信也不回，发短信也不回，突然翻朋友圈（发现）跟哪儿喝酒了，你这会儿肯定开着机，我必须马上给你打电话。”
整个历程中，称呼上微妙的变化，或许最能凸显出关系的降温。最开始是客客气气的“郭经理”，后来变成“小郭”，等到彼此的耐心彻底耗尽，对方接通电话，破口大骂——姓郭的！
郭路也只能强势接招：您终于肯现身了啊？
北京某典当行民品典当业务受理柜台
身为典当师，和顾客互相拉黑、冲突争吵，或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都会发生。“我对人的期待不会太高，”燕妮说，“人性就这样，不能指望他已经惨成这样了，他还能对你（如何体面）”。
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是最聪明的相处法则。六月的一天中午，天气燥热，郭路在典当行附近的餐馆排队买盒饭。他偶遇了一位熟客，上个月，那个男人先是在店里当掉一个华为笔记本，换了5000块，后来又拿来一只三星折叠屏手机，验货时，郭路在储存空间里发现了许多一家三口的合照。而此刻，那个人正排在郭路身后，他身旁还站着照片里的小女孩。
偶遇是经常发生的事，但典当师们通常是远远地看到了人，便把脸别开，“我怕他尴尬，他也怕我尴尬。”
那天中午，郭路始终保持着沉默。“我都没敢跟他说话”，像是人群中凑巧排到了前后的两个陌生人，两人都默契地没有开口，等待排到自己，而后自然地离开。就像他们从未相遇过一样。
全文完
